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使得全国大量此类土地的财产价值难以实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只是一个愿望。
因为被遗忘权的运行必须经由一个机构对申请删除的列表内容进行审查、分类和处理。目前多数被遗忘权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已具备引进被遗忘权的基础。
其次，被遗忘权背后的支配型监管逻辑严重背离了互联网自由的原初定位。所谓无支配的自由，是指虽然存在干涉，但只要这种干涉是非主人式或非支配性的，自由就不会丧失。这种专断可能引发申请信息保护的主体利益违背公共利益。被遗忘权至多只是欧盟的一种地方性和例外性的道德主张。《条例》文本中专门用括号注明删除权就是被遗忘权。
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宣言。Google就此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后者于2017年7月将此事提交给了欧洲法院。俄罗斯更是总统签署了被称之为被遗忘权法的第264号联邦法律，该法案已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此，俄罗斯实体法上存在着民法典意义和信息法意义上的被遗忘权，程序法上存在着民事诉讼法典意义上的被遗忘权，三者明确分工，配合恰当，共同保障信息主体被遗忘权的实现。
最后，GDPR混淆了被遗忘权与删除权适用上的区别。设立被遗忘权制度，会增加网络服务运营商的法律责任，加大其运营成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产业的发展空间。(三)自然人在有充分理由条件下，撤回了原本对于信息收集、处理的同意。只是履行第17条的义务主体不再局限于谷歌案中的搜索引擎，而是扩大到了信息处理者和信息控制者。
目前可行的做法：因《民法总则》已经施行，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民法总则》第111条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进行扩张解释，将被遗忘权所保护的利益纳入其中。根据个人信息对当事人社会评价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不影响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
无疑，信用监督有利于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公众践行表达权，但个人信息的公开程度扩大化，无疑背离了被遗忘权的精神旨趣。我国应当在未来制定《民法分则人格权编》或者《个人信息保护法》时确立被遗忘权制度，实现其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的立法突破。而且他人似乎指除了数据主体之外的所有人，实际上删除数据的义务主体只是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控制者，这极易引起误解。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相信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会得到更加妥适地平衡，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立法困境也会逐步得到缓解甚至克服。
根据规定，失信被执行人被录入名单库后其相关个人信息会通过包括网络等各种方式公布于众。被遗忘权本土化立法的实现，端之大义在于其能否契合我国立法实际，无缝衔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事实上，为了帮助信息主体维护自身在互联网社会中的形象，在现阶段甚至出现了暗含被遗忘权性质的服务机构与个人，这些机构与个人以明码标价的方式，通过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甚至雇用网络水军来帮助信息主体摆脱不利的负面评价，然而这些业务的开展毕竟有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增加信息主体的负担，如果引入被遗忘权就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被遗忘权能够帮助信息主体重置个人社会坐标，获得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前行机会。渴望被遗忘的权益完全属于个人，相较对众人无关痛痒的言论保护来说，对不堪往事的提心吊胆对个人心理健康踏实生活影响更大。
自欧陆大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素有注重个人利益保护的法治传统，法律实践中在很多情形下强调公共利益让位于个人的人格尊严，故被遗忘权发端于欧洲有其法律宿源。2015年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甲玉诉百度案，同样要求百度删除其已不在某教育机构工作的信息，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原因是该删除请求不具有法益的正当性和保护的必要性。
信息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其及时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如其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存在非法收集、使用、提供、买卖信息的行为。[15]参见陈昶屹：《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载《北京日报》2014年5月21日。
(八)为信息社会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如网购信息等。[6]参见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超过40万个移除请求和超过140万个被要求移除的URL中，符合条件并被移除的URL只占42.6%。如果事后发现这条不利的负面评价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等，但义务主体往往怠于执行，因为往往这些负面评价会更加吸引公众眼球，为其吸粉获得更多人气，人气量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财富和利润。而被遗忘权与狭义删除权有本质区别。(二)被遗忘权与表达权：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被遗忘权的价值取向在于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相关数据，取得被公众遗忘的权利。
目前，信用监督的方式，主要通过国家征信制度等方式，公开个人信息，以社会监督强化信用建设。被遗忘权法律关系的对象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
重要的是根据普通人理解，是不可能通过法律规定强迫他人遗忘数据主体的某些数据。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26]可见，对被遗忘权的保护不仅在欧盟国家，还在其他很多国家得到认可，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趋势不断强化。2012年欧盟制订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简称GDPR草案)[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对已通过合法形式发布在网络上(不论是自己发布还是他人发布)，有关自身的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过分的信息或者收集处理的目的已失去的信息，请求信息控制者或信息处理者予以删除的权利，除非信息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进入专题： 被遗忘权 数据删除权 。在诉讼标的方面，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诉讼标的均指向被遗忘权法律关系。(4)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
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权保护意义上理解被遗忘权的立法目的和宗旨。被遗忘权的制度理念在我国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聘用规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受害人救济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
但被遗忘权这种称谓饱受争议，以Napoleon Xanthoulis教授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被遗忘权这一称谓只是提出的更早、更时尚，在新闻报道和欠严谨的法学文献中较多出现，吸引眼球而已[4]。通常来说，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领域的扩展而衰减。
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设立被遗忘权制度，在于用法律手段实现维护本地区信息主权的目的。
紧跟其后的被遗忘权条款中，也分成两款，第一款是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情形，第二款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从而弥补欧盟立法混乱不清的弊端。甚至可以预见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即便有法定化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堪忧，法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不履行义务的成本很低。信息主体通过行使被遗忘权，可以避免自身的相关信息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和有关自身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获得社会的谅解，提升社会评价。
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五)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
因此，在我国立法理念注重公共利益优先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在社会诚信建设也有待进步的现阶段中，被遗忘权在当下我国的落地生根存在一定水土不服。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删除权，但实质上赋予了信息主体狭义删除权。
综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诸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化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制度设计的要义也与被遗忘权精神旨意相映成趣。对于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的解决策略，其调和之策往往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